外刊扫描|布尔什维克是“国际犹太人的阴谋”?

摘要: 犹太人在20世纪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中究竟扮演者怎样的角色?为什么他们会被左翼革命运动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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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编译:龚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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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伦敦的报刊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复国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一场关乎犹太人民灵魂的战斗》的文章,文中将布尔什维克描述为“是一场国际犹太人的阴谋……如今这帮来自欧美大城市下层社会的特别人物已经揪住了俄国人民的头发,并且实际上已经成了这个庞大帝国无可争议的主人”。文章的作者是坚定的反共人士、后来大名鼎鼎的温斯顿·丘吉尔。他表达了一个当时不少欧洲反共力量的共同观点,那就是: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犹太人的现象”,俄国革命是在少数犹太阴谋家的操纵下进行的。所谓“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神话从一战末期的革命浪潮中就开始流行,后来成为了纳粹反犹意识形态的核心理论之一。在希特勒看来,无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的社会主义苏联,都是犹太人操控下的国家。


这样的神话有其历史渊源。在早期布尔什维克党内,犹太人出身的领导人占有非常突出的比例和地位。例如十月革命的总指挥和红军的创建者托洛茨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共产国际首任主席季诺维也夫、苏俄第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斯维尔德洛夫、彼得格勒契卡头目乌里茨基等等,这些都是党内的显赫人物。不仅是俄国,在1919年匈牙利和德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中,犹太裔领导人同样占有极高的比例,包括罗莎·卢森堡、库恩·贝拉等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犹太人出身。


犹太人在20世纪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中究竟扮演者怎样的角色?为什么他们会被左翼革命运动所吸引?本期外刊扫描选取了两篇相关文章,带大家探讨“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神话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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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与共产主义革命:东欧犹太人的激进史


整理自:Radical Anticapitalism: The Jew as Communist. Capitalism and the Jew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010).

作者:Jerry Z. Muller


反犹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内核。19世纪以前,欧洲的反犹主义本质上是宗教的,是基督教文明对内部异己分子的排斥;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犹太人被视作资本主义剥削者和传统社会价值的破坏者而受到攻击,这个阶段的反犹主义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达到了最高峰;一战后的革命浪潮给了反犹理论新的内容,犹太人和共产主义革命联系在了一起,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库恩·贝拉等人的形象成了犹太人新的注脚。


19世纪末的中东欧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这里的犹太人有着长久的被歧视的历史。19世纪80年代后,帝俄境内的反犹浪潮愈发严重,犹太人遭到了持续的暴力迫害,催生了一大批犹太裔的革命者。这里涉及到一个难题,就是哪些人应该被定义为犹太人和犹太革命者?一部分人,例如马克思,尽管有犹太人血统,但从自己的父辈开始就改宗路德派基督教。这样的人虽然明确否认了自己对犹太人和犹太教信仰的身份认同,却依然被社会视为犹太人的同类;还有一部分人则有着更明确的犹太人身份认同。不管是对犹太人还是别人眼中的犹太人,共产主义的一个吸引力就在于可以让他们逃离自己的民族身份。因为马克思主义提倡普世主义,承诺消除一切宗教和民族上的偏见,给予所有人以平等,这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少数族群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的结合为反犹主义提供了新借口,因为这些革命动摇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在右翼反犹主义和犹太人的革命活动之间似乎形成了一个恶性互动——反犹主义导致了犹太人的革命倾向;而后者越革命,反而越刺激了反犹情绪的膨胀。


作者特别分析了苏俄、德国和匈牙利三国的案例。在俄国,多数犹太人确实为沙皇统治的倒台而欢呼,因为这个政权是反犹的。它限制了犹太人的居住权和受教育权,纵容对犹太人定居点的暴力袭击,甚至将俄军在1914年的战败归罪于犹太人等等。但官方的反犹主义并没有让多数犹太人变得激进。沙俄时代多数的犹太政治活动家都不是社会主义者,在第一届杜马中,多数犹太人属于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社会主义者党派中,影响最大的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中译名简称“崩得”БУНД),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只占少数。当时犹太人不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原因,一是它的无神论世界观与犹太教信仰相冲突;二是它的公有化经济政策威胁了很多犹太人商人和贸易者的利益。


直到国内战争期间,普通犹太民众才开始真正倾向于布尔什维克,这更多是在内战中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下的一种自保手段。许多白军派系都是狂热的东正教徒,对犹太人采取了歧视政策。在当时的混乱局势下,对犹太居民点的攻击与其说是高层有意为之,不如说是农民的自发性行为,邓尼金等人曾徒劳的试图制止这些谋杀。这些迫害迫使许多犹太人加入到红军一方,认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取决于是否能够战胜反革命势力。


战后的岁月里,犹太人在党内一直是处于超比例代表地位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犹太人受教育的比例更高、多居住在大城市,因此有更多的政治活动家。1917-1922年,大约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党代会代表都是犹太人出身;整个二十年代,约有5%的党员是犹太裔,是全苏犹太人口比例的两倍。很多受过教育的犹太人进入了新政府的行政机构。对于许多俄罗斯人来说,他们与新政府的第一次接触就是与这些犹太公务人员打交道,这唤起了他们的反犹联想,认为国家已经被犹太人控制了。在共产国际内部,由于犹太人的多语言能力,同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犹太人在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的地位在三十年代初达到了一个高峰。随着大清洗的到来,犹太人成了被清洗的重要对象之一。然而大清洗的执行者也有很多是犹太人出身,例如秘密警察头目雅戈达等等。从这以后,党内犹太人出身的精英比例就开始急剧下降。二战后,以1948年的犹太医生案为代表,党内的犹太裔精英基本上被彻底的清除了。


有“犹太人的希特勒”之称的苏联秘密警察头目雅戈达


在德国,“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神话的流行与1918-1919年间的德国革命有很大联系。在1918年秋第二帝国倒台后,社会主义政党在德国临时政府中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德国共产党也在这一时期成立,以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犹太裔领导人扮演着重要角色。1918年11月,以库尔特·艾斯纳为代表的一批犹太裔社会主义者推翻了巴伐利亚的君主制,宣布建立共和国。巴伐利亚本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的、农业的、具有反犹传统的地区。当地的犹太人担心遭到反犹主义的报复而给艾斯纳写信,要他为了迎合非犹太人的情绪而辞职。艾斯纳却答复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只存在于那个已经被推翻的时代。艾斯纳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激进的、缺乏连贯性的政策疏远了很多党派,最终在选举中失败并被谋杀。


1919年4月,另一批以犹太裔为重要骨干的左翼力量在慕尼黑宣布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很快被德国政府镇压。希特勒经历了这段历史,后来形成了他反犹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所谓“犹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阴谋”。大部分德国犹太人对于这些革命持谨慎态度,担心这会给他们的民族带来灾难。慕尼黑的犹太人报纸警告那些犹太裔革命领导人,认为他们的显赫地位可能会刺激右派的反犹情绪。艾斯纳被刺杀后,德国保守势力评价他“是那些最近几个月在德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地位的犹太人中最邪恶的代表之一,他混合了自己种族的两个特征:一是从历史上就有的国际主义,艾斯纳从出身上讲就是一个外来者;二是他们种族所固有的虚妄的幻想性,这与德国人的现实精神是相悖的”。事实上,这些犹太裔革命者都是世俗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对犹太教和犹太人身份缺乏认同,然而正是他们影响了德国人对普通犹太人的看法。在德国右翼的眼里,这些不同党派中的犹太人都是一丘之貉。


匈牙利的情况更为典型。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是一场被遗忘的革命,它开始于1919年3月,持续了133天,由于内部分裂和罗马尼亚军队的干预而垮台。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49名委员中,有31人具有犹太血统,包括库恩·贝拉等主要领导人。最奇特的是,匈牙利犹太人比东欧犹太人普遍更加富有、社会地位更高,他们是这个传统的农业贵族国家里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力。尽管在战前只有5%的人口,却占了全国几乎半数的医生、律师和记者。匈牙利的马扎尔上层欢迎犹太人融入到匈牙利文化中来,犹太人可以通过与贵族通婚来获得更高地位,在战前的匈牙利政府中有6-8名犹太裔部长。然而在匈牙利,犹太人要想获得更高社会和政治地位,改宗到基督教依然是一个必要的前提,这对许多受过教育的犹太中产阶级子弟的社会上升道路制造了障碍。因此,倡导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这些世俗化的匈牙利犹太知识分子有着天然吸引力,因为它强调普世观念而非宗教或民族特性。


对于这些犹太左翼来说,犹太人自身的传统甚至也成了攻击对象,因为它的封闭和保守特性与普世主义格格不入。在革命前匈牙利的激进主义文献中,很多都是在攻击犹太教和犹太民族主义,且作者常常是犹太裔。在革命爆发后,不仅匈牙利国王和民族英雄的雕像被推倒、民族象征物被禁止,犹太的传统也成了革命恐怖的攻击对象。一些激进者被派到乡村,攻击家族制度、强迫把教堂改成剧院、采取激进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措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很快集中到了犹太人身上,很多年轻的犹太革命者被派到农村去管理公有化农庄,他们的冒失和无能加剧了农民的反犹情绪。基督教教士们认为这场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反基督教的犹太革命,还有流言说革命者在亵渎主的圣物。在匈牙利的农村地区,反对苏维埃政权、保卫教会和反犹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


库恩·贝拉的政权倒台后,之后的反革命恐怖不仅针对红色政权的同情者,还把犹太社群作为攻击目标。当地的马扎尔统治阶级在战前原本是不允许这样过火的反犹行为的,此时却默许了这种恐怖。之后匈牙利的历届政府一直都处于右翼反犹力量的压力之下。反犹主义和犹太人的左翼革命活动之间的恶性互动在东欧国家表现得也非常显著。


在苏波战争期间,苏联人扶持下的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四名成员中有两名犹太人。二战前,苏联占领了波兰东部相当大一片领土,很多波兰人认为是国内的犹太共产主义者帮助苏联人确立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在一战后新独立的东欧国家中,犹太人一直是被怀疑的对象,被认为同德国、俄罗斯和匈牙利人有联系,不忠于自己的新国家身份。


波兰的反共宣传画《再一次落入犹太人的魔爪?绝不!》


二战后,犹太人一度在东欧新建立的共产主义国家中东山再起,出现了许多犹太裔领导人。在新控制的东欧国家,苏维埃政权在当地人中缺乏可靠的支持者,往往倚仗于那些从苏联回国的犹太人。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他曾参加过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后流亡国外,从1940年起在苏联生活。他将自己称作是“斯大林最好的学生”,1945年返回匈牙利在当地推行斯大林体制。许多东欧犹太人因在战争中受到迫害,将苏维埃政权视作是自己的解放者和保护者,还有一些年轻人想借机向那些在二战中帮助德国人屠杀自己亲人的匈牙利人复仇,从而成为新政权的盟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官方反犹主义十分盛行,许多屠杀不仅要归罪于德国占领军,还要归罪于匈牙利的合作者们。因此犹太人迅速成为新政权最为倚仗的群体之一,这又加强了那个关于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的联系的古老说法。


仅从数据统计看,事实上只有少部分犹太活动家是共产主义者,大部分共产主义者也都不是犹太人。在二战前的东欧,尽管各国共产党中的犹太人比例都超过了犹太人口的比例,但在全体共产党员中依然不是主流。此外,犹太革命者多来自被主流文化同化程度相当高的群体,且以世俗主义者和普世主义者自居,对自己的民族宗教身份不屑一顾,因此很难说这些革命被打上了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烙印。但反犹主义的存在刺激了犹太人的革命,这确是不争的事实。犹太人与左翼革命的联系确实存在,但若说这些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犹太人统治,就是神话而非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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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犹太革命者的个案分析: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布尔什维克?


整理自:Ethnonationalism, Assimilation, and the Social Worlds of the Jewish Bolsheviks in Fin de Siècle Tsarist Rus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48, No. 4 (Oct., 2006), pp. 762-797.

作者:Liliana Riga


对于布尔什维克的犹太裔领导人来说,他们选择走上革命道路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有什么联系?本文作者不同意那些认为犹太革命者已经被主流文化高度同化的观点。相反他认为这些犹太布尔什维克身上的犹太人特性非常重要,不但决定了社会主义对他们的吸引力,甚至影响了参加革命后的行为,即使对那些不认同自己犹太身份的人来说也是这样。


本文中,作者将犹太裔布尔什维克按照地域进行了划分:以立陶宛为中心的西北地区、以乌克兰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和东部的俄罗斯本土。作者试图探索这些不同的社会际遇是如何影响社会主义对他们的吸引力的。作者认为这些犹太布尔什维克多出身于半同化状态下的中产阶级,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主流社会同化,却因为摆不脱的民族身份而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史料上,作者主要运用了他们早期的自传,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还不太试图去掩盖自己的真实出身。


1917-1923年间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的93名布尔什维克中,至少有15人具有犹太背景,是除俄罗斯人外比例最大的民族。从阶级和职业来看,这些犹太革命者多来自中产阶级,如商人、教师、医生、技工、商店主等等,只有卡冈诺维奇一人是贫穷的农民出身。当时帝国的大部分穷苦犹太人在政治观点和文化上都偏保守,相反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更加激进。从地域看,大部分犹太裔布尔什维克来自立陶宛和乌克兰,只有少部分来自俄罗斯本土,几乎没有来自波兰的犹太革命者。考虑到波兰犹太人的人口比例,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皮亚特尼茨基是立陶宛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代表,他个人身上多语言、多文化的特色对于日后选择布尔什维克产生了重要影响。他1882年出身于立陶宛的一个工匠家庭,这里的犹太人在生产领域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反犹情绪没有乌克兰激烈。皮亚特尼茨基是一个被半同化的知识分子,会说多门语言,与犹太人、俄罗斯人、波兰人、日耳曼人的党派都有联系,这使他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国际主义和族际间合作的倡导者。在接触左翼思想后,皮亚特尼茨基一直致力于立陶宛工人阶级内部的民族合作。他意识到犹太人独立的激进主义活动可能会招致反犹主义,所以最好的斗争策略不是单独行动,而是和其他各族的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


然而在19世纪末,东欧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变得越发民族化。皮亚特尼茨基起初在东欧最大的犹太社会主义党派——犹太工人总联盟工作,然而在1905年以后,这个党派变得越发民族化,将官方语言从俄语变成了意第绪语,与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分道扬镳。还有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加入了犹太复国运动组织,这在皮亚特尼茨基看来不仅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还是犹太资本家的活动。在各个党派都变得越发民族化的情况下,只有布尔什维克依然保持着对所有人的开放,这与皮亚特尼茨基本人的国际主义观念不谋而合。对许多试图逃离本民族身份的人不分出身的接纳,这是布尔什维克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白军宣传画:被犹太人操纵的布尔什维克


乌克兰的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反犹主义更加残酷,犹太革命者的出身也有所不同。卡冈诺维奇出身于贫苦的农村家庭,曾受着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他只受过很少的教育,长时间依靠自学,在自己的写作中经常犯语法错误。无论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在他看来都没有分别,都是资产阶级剥削者。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双重压力使他的早期世界观很快趋向激进主义,曾参加过恐怖主义活动。他的批判对象不仅有其他民族的压迫者,也包括犹太资本家。1911年他在基辅成为布尔什维克,之后一直以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为自豪。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布尔什维克给了一个既能摆脱自己民族出身,又能提高自己所属阶级的地位的机会,因此在穷苦的乌克兰犹太人中有很大吸引力。


卡冈诺维奇年轻时经历过乌克兰残酷的反犹主义浪潮,使他产生了一种由自我保护导致的自我厌恶,他之后一直极力和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撇清关系。在1925-1928年担任乌克兰第一书记期间,卡冈诺维奇大力打击地方民族主义、反对犹太人,后来成为大清洗的坚定执行者和斯大林的左膀右臂。最终他成了斯大林的政治局中唯一一个躲过大清洗的犹太人,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剧烈的反犹行为,让领袖相信了自己的忠诚。


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也是乌克兰犹太人,他出生于基辅,来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基辅犹太人和主流犹太文化之间有很大差别,他们的俄罗斯化程度很高,因此当地的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对犹太人怀有深深的不信任感,认为他们和俄罗斯政府是一伙的;俄罗斯人也不信任他们,认为他们和波兰人走的太近。乌里茨基早年参与过波兰社会民主党和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随着这些政党越来越民族主义化,犹太人受到了排挤,乌里茨基由此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此外,1897年乌里茨基获得了法律学位,但这对于他的职业发展毫无帮助,因为犹太人被排除在了律师行业之外。历史上这个职业曾对所有族群开放,是犹太人的重要社会流动渠道。社会上升渠道被堵使得乌里茨基这样的犹太知识青年被排除在了中产阶级之外,这也是他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原因。


和乌里茨基一样,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也出身于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季诺维也夫凭借家庭的经济地位,得以进入贵族中学读书。毕业后,由于俄国的大学限制了犹太人的比例,所以季诺维也夫被迫前往国外留学。托洛茨基则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他的家庭被同化程度相当高,平时讲俄语和乌克兰语,意第绪语在他的家乡很少被用到。他的父亲没有宗教信仰,家庭生活也没有强烈的犹太人印记。在托洛茨基的自传中,他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地主对农民的不公正待遇,很少表现出作为犹太人的意识。他写到:“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民族身份从来没占有独立的地位,尽管它每天都能被我轻微的感觉到……我的家庭语言是俄语和乌克兰语,我个人没有被犹太人的身份所限制”,“民族不平等是我对现存秩序不满的来源之一,但它从来不占主要位置”。很多研究都探讨了托洛茨基本人是否具有犹太人的一面,他自己不断强调说,“我不是犹太人,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这常被用来证明他对犹太人身份的冷漠。尽管如此,当时社会上的反犹情绪是普遍存在的,托洛茨基不可能毫无感知。


但在托洛茨基的后期生活中,他的犹太人身份却变得越发引人注目,成为反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攻击重点。他一定也感受到了这种犹太人身份的困扰,只能积极地去选择忽视它。和卡冈诺维奇不同,后者对犹太人身份的否认源于自我保护导致的自我憎恨,因为反犹主义让他学会了如何不受注意的生存;托洛茨基的否认来自于他精神上的虚无主义和反叛性,他天性中的理性主义促使他去寻找一种更普遍的法则,用原则和理论去超越个人经验,这是社会主义的历史观所能提供的。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托洛茨基缺少民族文化的归属,这使他更容易被某种特定意识形态所吸引。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都有着长期作为移民和流放者的经历,他们漂泊不定,与不同语言和民族的人有着广泛接触,这淡化了自身民族属性,培养了国际主义精神。与以无产阶级出身为自豪的卡冈诺维奇不同,这个群体的很多人都是富有犹太资本家的孩子,不过他们会主动遮蔽自己的民族和阶级出身。


托洛茨基是“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神话的重要攻击目标


与立陶宛和乌克兰相比,俄罗斯本土的犹太革命者数量相对不多,且他们各自的经历差别很大。索科利尼科夫的父亲在国营铁路部门任职,他所经历的反犹主义较为温和,仅限于在贵族中学读书期间会因民族身份受到同学们的歧视。后来因为大学对犹太人名额的限制,他只能选择去国外读书。古谢夫经历的反犹主义则更加残暴,他出身于梁赞的一个教师家庭,小时候因为犹太人身份在街上被人殴打,从那时起就对现存秩序严重不满。随家庭搬到萨拉托夫后,他在16岁那年亲眼目睹了乡村的反犹屠杀。古谢夫的自传是布尔什维克中少有的提到了反犹暴力的自传,他认为这是沙俄政府组织的屠杀。他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和犹太教怀有憎恨感,在自传中写到自己被逼迫阅读犹太人的祈祷书和圣经,后来被无神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吸引。在成为布尔什维克后,他在1905-1906年间的敖德萨屠杀中对犹太人进行了保护,并因此被捕,直到1917年才被放出来。


还有另一些俄罗斯犹太人,如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叶连斯基等等,他们的激进主义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关系不大,更多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激进团体。他们出生在东部的下诺夫哥罗德等地,这里的社会环境较为宽松。斯维尔德洛夫家庭的革命传统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兄弟是社会革命党成员,父亲的印刷店经常生产非法印刷物,这让他更容易接触到激进团体。作者认为,是经济困难导致的失学失业使他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斯维尔德洛夫早年活动于下诺夫哥罗德和乌拉尔地区,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俄罗斯人,与俄罗斯人结婚,没有加入犹太工人总联盟,也未曾提及反犹主义的迫害。这符合历史学界的一般观点:反犹主义在俄国西部省份较为盛行,在犹太人较少的俄国本土、尤其是东部地区较弱。


加米涅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的父母也是激进主义者。加米涅夫1883年出生于莫斯科,父母是七十年代的激进学生,母亲的家族曾参加过十二月党人运动,可以说是这一家庭的革命传统,而非犹太人出身成了他激进化的最主要原因。加米涅夫认同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参与了犹太工人总联盟,但民族矛盾并没有在他身上形成多少张力。他的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岁认同犹太人身份却改信基督教,这些冲淡了他的犹太人身份。后来他被贵族学校开除,又流放西伯利亚,都是因为自己参与革命活动,而犹太人身份导致的。对他这样的犹太人来说,民族身份似乎并不是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主因。


总之,犹太革命者们的出身和经历是很多样的。但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吸引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于它首先将每个人视作革命者加以接纳,其次才是他的族群身份。尽管在布尔什维克等社会主义组织内部也有较小程度的反犹主义,但列宁本人欣赏犹太人,认为这是个天才的民族,这可能也起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犹太人和俄罗斯人的通婚在普通民众中很少见,在布尔什维克中却很常见,托洛茨基、皮亚特尼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的妻子都是俄罗斯人;党内的俄罗斯人中,莫洛托夫、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基洛夫等人的妻子也都是犹太人,这体现了布尔什维克接纳犹太人传统。尽管在掌权后还是采取了俄罗斯化的政策,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为大量被民族隔离政策边缘化的年轻犹太人提供了一个有尊严的、普世主义的社会蓝图,这是其吸引力的最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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