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浮华盛宴

摘要: 尽管它们装腔作势地要去造福人类,实际上无视了绝大多数民众。

09-09 04:21 首页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W?帕特里克?麦克雷

翻译:张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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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请拯救我们,远离世俗、肉身和魔鬼的诱骗。

[译注:世俗、肉身、魔鬼(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是一个天主教术语,常译为“三仇”,指引诱灵魂的三个敌人,与圣父、圣子、圣灵相对立。——《公祷书》,1928年修订本]


“性已消亡!”1929年2月,伦敦《每日先驱报》刊载了这样一则出人意料的新闻。它成功激起了读者深入阅读的兴趣,并在“未来人类会是什么样”的问题上给出了更加惊世骇俗的讯息,比如:“人的耳朵长在肺的下面”。这些言论均出自一位科学背景的作者约翰?德斯蒙德?伯纳尔,这个爱尔兰年轻人标新立异的新书《世俗、肉身与魔鬼》为人们提供了“一窥未来”的视角。


伯纳尔是一名晶体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剑桥和布卢姆茨伯里的居民对他可不陌生:他目光敏锐、脚步一瘸一拐,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同事中有H?G?威尔斯和C?P?斯诺,门生中还有至少三位诺贝尔奖得主。作为一名科学人文主义者,伯纳尔相信,理性的思考与彻头彻尾的新科技结合在一起,可以帮助现代社会面对作者口中的“理性灵魂的三仇”(天主教中,世俗、肉身、魔鬼被称之为“三仇”)。


世俗,位列“三仇”首位。伯纳尔用它来指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自然环境的全然不可预见性。他倡议人类离开这个星球,离开“自然的洪荒之力,炎热与寒冷,风、河流、物质与能量”,扩张到宇宙,并在其中建立永久的殖民地,“彼此利益相关联的人们自由交流、自愿结社”。以这种方式,人类也可以从尘世的政治和社会行为准则的镣铐中解放他们自己。


不过,要在新环境中蓬勃发展,人类不得不去克服他们身体的限制——伯纳尔将此称为“肉身”。在他看来,这需要彻底的外科手术,用机械替换器官和身体组织,并且直接改组人类的基因组。最终,这些经过全新改造的人类,如果他们还能被称为人的话,将获得一种不朽的形态,利用与之结合的电子元件和机器,保存思想和记忆。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尽管他们全身武装高科技产品,人依然是人。人们能够克服伯纳尔的第三个仇敌魔鬼摆在他们面前的障碍么?无论科学如何进步,人性中的“欲望和恐惧……幻想和愚蠢”仍是一个有潜在危险的敌人。为了实现辉煌的未来,人们必须超越他们本性中的贪婪、轻信,以及自诩的神性。


伯纳尔这幅粗略的速写与1920年代英国科学家之间流行的一系列观念不谋而合。就在几年前,英国进化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作者阿道司?赫胥黎的兄弟,提出“过渡阶段的人类”这一术语,以此指代一个刻意改造、提升他或她自己物理和生理结构的人。朱利安在其1927年的著作《无启示的宗教》中设想,当人类决定“超越自我实现人类的全新可能和人类本性”时将会发生什么。赫胥黎支持“热情满满、但不失科学地对可能性进行探索”,并预言人类终将“有意识地实现其真正的命运。”他把未来新的世俗信念称为超人类主义 。


尽管优生学在20世纪上半叶无异于一场悲剧,但是“改良人”的观念以及其他类似的“超人类主义”思想仍在未来主义者中大行其道。在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和艾伦?谢泼德离开地球大气层之前,医学研究人员还在讨论通过化学品和机器改变人体生物学的途径,以便能够进行长期的太空旅行,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赛博格”(机械生化人)一词。但是当时鲜有人问津,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加利福尼亚海岸一小撮创造力十足的未来技术达人接受了超人类主义灵活变通的信条。文化批评家理查德?巴布鲁克和安迪?卡梅隆在1995年写过一篇评论网络时代的经典文章,文中说道,这种“加州意识形态”融合了“嬉皮士的自由精神”和“雅皮士的创业热情”。科技记者保罗娜?博斯克把这种接连发生的对待社会与政治的态度称为”数字化自私“。


举例而言,一本名为《Mondo 2000》的时尚杂志向读者介绍了虚拟现实、黑客文化、智能药物、生命延续和纳米科技。它的创刊号嘲讽“之前”的未来是要“回归土地,种植块茎和大豆,点油灯读书。可能性越少越好,越小的事物越美好。太无聊了!”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和网络空间的召唤,“全世界弥漫着一种新的末世主义。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物种进化的关头。”然而,不同于伯纳尔和赫胥黎——他们设想的生物改造可以潜在造福于整个社会,如今这个超人类主义、死亡斗士、技术爱好者联盟组成的新教派更多关注于自我:他们把身体和心灵的完善当作个人的自我实现。在加利福尼亚,网络和纳米科技遇上了自恋症。



马克?奥康奈尔思路大开的新书《成为机器:奇妙之旅——赛博格、乌托邦、黑客、未来主义者如何应对死亡问题之困》中呈现出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技术乐观派的欲望、梦境和妄想,这是一幅崭新的图景。奥康奈尔是一名资深记者,良好的怀疑精神培养了他的参与感和同理心。他描摹了过去半个多世纪,充斥于技术乐观派群体中的科学家、追求真理者、赌徒、骗子等一众人等。有些人追名逐利,有些人渴望不朽,这群看上去眼花缭乱的各色人在我看来可以划分为三个基本阵营。



首先是厨师阵营。他们基于化学、遗传学、医学以及其他生物科技工具,找寻增加人类寿命的方法。这群人中,如今最知名的莫过于英国生物老年医学家奥布里?德格雷。德格雷出生于1963年,2000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如何通过抑制线粒体DNA损伤来延长寿命。三年后,他共同创立了玛土撒拉基金会,“致力于阐明衰老的进程,并且找出延续健康生命的方法。”六年后,他又设立了掌控可忽略衰老(SENS)研究基金会。基金会位于加州山景城,距Google总部和斯坦福大学仅有几英里,毗邻耶和华见证人王国聚会所,硅谷投资人和继承了数百万遗产的德格雷个人为其注入了大笔资金。德格雷本人频频亮相于《早安美国》等节目,并于2008年出版畅销书《终结衰老》——这些事件把他变成了一位高度引人注目的永生运动的代言人,他确实也是。


奥康奈尔描述了他与德格雷在旧金山一家酒吧里的会面,这个衰老的研究者——“衰老”一语双关——正在畅饮一杯早餐啤酒。德格雷陈述了“再生医学”的研究现状,其中既有表演的成分,又不失洞察力。他宣称:“我只要早一天打败衰老,就是在拯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奥康奈尔认同德格雷的这些言论,包括人类是否有可能活上一千岁。可能吗?当然。不过,这位大师承认:“这要取决于资金的水平”。


对,没错,资金。 《纽约客》在2017年3月前后刊载的一篇文章中,专题描写过一间位于加州的会客厅。会客厅全是达官显贵、科学家、网络巨头和企业资本家,就像是一场专为对衰老感到焦虑的人准备的高端特百惠派对。参与者热切地打探着市场,并且贩卖着他们的“长寿秘诀”。年方四十的Google联合创始人,全球财富排名第13位的谢尔盖?布林不乏伤感地承认,是的,他自己也是凡人,不过至少他正盘算着做些事情来应对这个事实。实际上,Google已在加州生命公司(Calico)投资了数亿美元来抗击衰老。就连《城里城外》杂志(Town & Country)也在推行“不朽运动”,紧挨着这篇报道,是皮帕?米德尔顿的蜜月新闻,还有通过前往汉普顿的旅行包揭露你的秘密的调查。


这些都还好——就让上流社会的富贾们追求他们疯狂至极的计划吧!不过,正如奥康奈尔所言,花费不菲、倾注大量研究的“死亡问题”解决方案可能会排挤掉其他一些问题和解决路径。我们原本就能帮助上百万的人们活得更长、活得更好。我们在这儿!向未来致敬!哎,还是算了吧。对于在硅谷沙山路工作的这群人而言,谈到推进全民医保、更好的公立学校、健全的枪支法案、体面的基本工资时,他们似乎没有那么热情高涨。为什么还要提倡城市卫生和净化饮用水呢,博诺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不是好像已经在推动它了吗?今天的超人类主义不在为了帮助大众。全部都是为了自己——那个光荣伟岸、致力于延缓死亡的我自己。此外,正如我的同事安德鲁?罗素和李?温瑟尔所指出的那样,媒体对此也毫无助益;接连不断地报道此类高关注度、低概率、近似庞氏骗局的项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鼓励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把他们的精力放在解决这些错误的问题上。奥康奈尔在字里行间中展现出这些不切实际的尝试,并为此提供了非常必要、态度中肯的批判性分析。


在硅谷之外,这种厨师式的科技强化人的方式也有类似的组织。奥康奈尔最精彩的章节之一名为《生物学及其不满》,在这一章里,他向我们介绍了形形色色的一群“实用超人类主义者”,他们在匹兹堡经营一家名为“刑房湿件”(Grindhouse Wetware)的小公司,这些生物黑客对于利用植入来强化人体机能充满了热情。2013年,为了证明这个观念,Grindhouse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在自己身体里植入了将其生物识别信息无线传输到智能手机的设备。(估计人们只能在使用约会软件Tinder时想象出这种可能性。)然而,奥康奈尔不乏深思地指出,在高科技掌舵的未来,生物黑客掌握着堪比超级大国的实力,但是某种隐秘的东西也在削弱他们的热情。在展示完他看似正常、运转良好的身体之后,一个生物黑客告诉奥康奈尔:“我被困在了里面”。超人类主义者,至少在这个案例中,与其说是自由,似乎更像是自我毁灭。这些人就像古代的诺提斯教徒一样,相信我们的肉身是一个囚禁灵魂的监牢——如同古谚所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负担”。不过超人类主义相比起来,在这方面远远超越了末世论。



对于我们的凡俗肉身近乎轻蔑的态度将我们带入第二个派别——我们不妨把他们称为码农。这些人贩售着属于自己的击退或延缓死亡的策略。他们不以高科技装置或是基因和医学调节来强化机体,而是建议彻底放弃肉身。把身体当作一个需要维持或强化的机器早就是老黄历了;他们的关注点在心智。关于这一点在哲学上的论争可以追溯到笛卡尔,码农把心智想象成为软件——一个可以无限期复制并且保持可用的程序或是数据文件,只要存在一个操作系统即可运行。复制一个人的心智是上传它以供储存和检索的第一步。


支持者认为,为完成这项壮举,需要详尽地理解意识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工作,这一理解反过来又依赖于对神经元的认知以及它和其他细胞如何联结和关联。奥康奈尔再一次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硅谷,在此,有一些超人类主义者担任领导者的小型公司正在为更加精确的大脑扫描和成像进行工具开发。他们的工作事项无疑基于这一假设:你的独特性最终均可以归约为一堆物理术语和符号——信息的比特和字节。


人类究竟是由信息、化学物质构成,还是确实由“精神”或“灵魂”构成,这是清晨宿醉醒来的大学生和哲学家们最爱纠结的问题,但在如今,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切所具有的商业价值。奥康奈尔带领我们移步到机器人和无人驾驶的世界,进入这个花费巨资和人力带动的研究和发展领域。在此,我们遇到了真正执掌一切的后台牵线者,还见证了硅谷“深藏在血色战土之下的地基”。像Google和Uber等公司为无人驾驶汽车开发的技术具有双重用途,很容易被军事化。实际上,考虑到像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这类的国防机构长期资助民间企业,我们同样可以说,在圣何塞大街上出没的无人驾驶汽车所使用的技术是“民用的”。


奥康奈尔强调,就像工人和工会关心自动化对于工作的影响一样,上载心智的设想很容易引发一个问题:机器某天是否会取代我们。1983年,科幻杂志《Omni》发表了旧金山作家弗诺?文奇的一篇短文,描述了技术变革以指数级速度发展的未来。“当这一切发生时,人类历史将会达到某个奇点,”文奇说:“这个世界将会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这种感觉有点像是特朗普当选,只不过主角是机器人罢了。



自文奇的文章问世之后,像雷蒙德?库茨魏尔(工程师、超人类主义者,最近担任谷歌总监)这样的人赚足了金钱,并且制造出大量的头条文章,来预测纳米科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领域的科技进步如何将我们引领至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时刻,出现一个“人类历史基础的断裂”。2009年,库茨魏尔资助创立了奇点大学,学校就坐落于山景城101号国道旁。来自全世界的学生竞相申请这一项目的夏季课程,与此同时,总裁、创新人士及投资者们则会出资高达12000美金甚至更多,来参加为期一周的“企业项目”,主题包括“指数制造”、“加速回报”等等。然而,真的能让他们受益匪浅的,是一些由本地社区大学开设的课程。在这些地方,他们有可能学到,如果你预测技术未来发展的唯一模型是运用摩尔定律获得案例的最优指数解,那么你可能就要修改你的商业计划。


与此同时,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知名技术专家,只需表达他们对于日渐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担忧,即可登上头条。相应地,名人的兴趣点建立起一个致力于研究生存风险的学术和非盈利智库的小作坊,其中很多位于加利福尼亚。它们资金中有一部分来自于技术公司及其高管。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大胆建议把整个公司当作一个自我舔舐的冰激凌筒(译注:指完全没有外在目的,仅用于自我维持的系统)。而一个现实主义者,至少是不太关注类似“人类未来”等抽象研究的人可能会辩解说,比起明日的人工智能,硅谷企业家应该看重的真正问题,是人类天性中的愚蠢对我们当下公民社会的腐蚀和扰乱。



愚蠢是一种格外引人注目且无法加以否认的人性状态,这一主题带领我们来到与此相关的第三类群体。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上当受骗的人吧,其中包括了《众神之谷:硅谷的故事》的作者亚历山大?沃尔夫。沃尔夫编织了一个故事,以利他主义为幌子,粉饰了硅谷的荒诞不经,当然作者本人不大可能会使用这些术语。不幸的是,作品本身也散播了种种可能的刻板印象——第三页就提到了“一个瘦巴巴的书呆子,戴着厚底眼镜、穿着肥大的牛仔裤和T恤衫”,这个看上去不太可能会发生一夜情的角色,和身边其他每一个穿着连帽衫的技术大咖一起,创造性地清除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沃尔夫对硅谷受骗者的描写肤浅且一笔带过,这群人中包括一些来自上流社会,接收奖学金资助的大学生。交易是这样的:如果顺利通过,你将收到10万美金,还得同意在获得资助期间放弃学业,追寻你的企业家梦想。兜售这些空头支票的人正是彼得?蒂埃尔,他于2010年推出了和自己同名的奖学金项目。乔治?帕克在2011年介绍他时,蒂埃尔不过是一个公开表达一堆自相矛盾的观念和信仰的网络大亨罢了。帕克展现了一幅令人记忆深刻的自由主义者蒂埃尔的形象,他简直毫无行为准则,同时还是延长生命的簇拥者,追求活得更长,经常开着那辆没有座椅安全带的梅赛德斯轿车在加州高速上驰骋。这位拥有不只一个而是两个斯坦福学位的人除了怒斥大学教育的无用,还狠狠批驳了他所认为的“大学宣传的政治正确”。沃尔夫没有意识到,一名权利在美国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性恋男子会这么想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被蒂埃尔的慷慨所蒙骗的这群人中,包括年轻且无比天真的乔纳森?伯纳姆。我们遇到他时,伯纳姆刚刚收到一笔蒂埃尔奖学金。在被问起“你想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时,伯纳姆并没有选择去治愈疟疾或是改观内城。不。这些都不够劲爆。他想去开采小行星。在本书的结尾,伯纳姆收到了一份来自现实的,比月球体积还大的帮助。他告诉纽约时报:“我意识到,有一个好点子并不代表就能成事,这一点确实让我大受启发。”这不正像是收学费的导师会给出的建议吗?蒂埃尔项目提供的似乎就是这类导师。对,没错。不过有点老派,太不劲爆了。


沃尔夫接触了一群各式各样的奇特之人,肯定从中受益颇多,不过他们多为男性,而且相当孩子气。一些女性企业家的形象确实出现在《众神之谷》中,比如说劳拉?戴明,她从麻省理工学院退学,志在追求如何延长寿命,但是有关她们描写多是她们穿了什么,而不是她们在想些什么。沃尔夫在批判性分析上总是保持缄默,这无疑是种遗憾。其实她完全可以针对科技界和基础学科领域女性和有色人种普遍存在的深层结构和文化歧视说些什么的。


打个比方,距离一些蒂埃尔奖学金成员生活和编码的地方不远处,有超过27000名圣何塞州立大学的本科生。许多人都是第一代大学生,对他们而言,大学教育提供了一架通往中产阶级和体面收入的阶梯。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伯纳姆的父母夸耀蒂埃尔奖学金如何给他们的孩子提供了“一种新的地位标志,他们的儿子本可以进入哈佛就读,最后为了某种更好的东西拒绝了它。”书写一群年轻人在被耶鲁、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录取之后决定不去是一回事,这是他们的特权。但是,如果书中透露出这样一种讯息,即高等教育是为傻瓜准备的,既不值得花费时间又不值得公共投资……好吧,这就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特权了。


有些时候,沃尔夫对于硅谷如何成为“众神之谷”的不可靠理解,会在这种伤害上雪上加霜。就连蒂埃尔自己,在2016年共和党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也承认联邦政府的身份,在于为“互联网奠定基础”。(慷慨的山姆大叔实际上资助的是搭建基础设施的工程师,正是这些基础设施帮助蒂埃尔变得极其富有,但是,嗨,我们还是别发牢骚了。)沃尔夫看上去并未意识到,或者是不愿意强调这点不合时宜的真相。与此相反,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历史,即斯坦福的学者和英雄主义的商人创造出了硅谷,而不是几十年大规模的冷战防御支出创造了它。在这个故事中,法规和准则看上去不怎么起作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圣克拉拉县至少有两打有毒废物污染清除基金设立的清理点。此外,它还可以解释为何在沃尔夫的书中会出现这样一个片段:一名政治说客帮助Uber规避当地法规,欺瞒想要加入工会的员工。快点行动,彻底阻止这些事情!



有人可能会选择忽略奥康奈尔和沃尔夫的作品,认为它们所呈现出的观念、意识形态和个人不过是些边缘化的存在。这是错的。彼得?蒂埃尔值得一提。他原本只是一个有些奇怪想法的亿万富翁,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忽略他对异种共生的兴趣(比如说,通过输入年轻人的血液重焕青春),然而如今他正在成为一个对白宫有影响力的亿万富翁。此外,媒体的关注以及上百万来自硅谷巨贾的私人资助已将超人类主义运动的元素推至更加主流的位置。就像是湾区科技公司的经济回报无法平均分配一样,未来的科技强化人技术不可能平均分配。如果我们如今还介意富人优先获得航空公司座位的话,不妨想一想,未来的社会底层看到乳臭未干的贾瑞德?库什纳注射青年人的血液强化身体的反应。这或许解释了为何一些美国最富有的人正在为魔鬼拿出干草叉(末世到来)的那一天做准备,他们将撤回到他们改造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里和群岛上——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浮华盛宴。


“有两种未来,欲望的未来和命运的未来,”约翰?德斯蒙德?伯纳尔在《世俗、肉身与魔鬼》里说道:“人的理性从未学会区分它们。”人们使用科技来建造未来。由厨师和码农展示的明日科技的图景的确重要。极其重要。它们本质上是政治的。而且,尽管它们装腔作势地要去造福人类,实际上无视了绝大多数民众。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些图景(仅仅把它们当作表演或是猎奇),就是上当受骗了。


(W?帕特里克?麦克雷是加州圣芭芭拉大学的历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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