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的自我蜕变:儒家商业伦理的新开展

摘要: 古今之变是人类社会生活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东西方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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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高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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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变是人类社会生活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东西方皆然。就中国来说,原有的传统商业在漫长的儒家帝制社会之下曾经自发地形成了一套自足的传统商业伦理,这个商业伦理是与当时基于农耕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在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形式得以发展与延续,并构成了自己的伦理规范。但中国的社会形态进入近现代之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开始经历巨大的古今之变,与此相关,传统商业的运行方式以及伦理规范在这个大变局之下,也就不可能完全保持如旧,而是要逐渐演变为新型的商业运行方式,进入所谓的工商社会。这样一来,传统形态下的源自儒家的旧有商业伦理是否还能够保持下来,如何完成自己的蜕变,如何开发出一种新的商业伦理,等等,就是中国传统商业理论所面对的新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也同样困扰着西方社会,早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思想界,面对当时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的古今之变,那时的思想家们也必须回答上述关于商业伦理的古今之变问题。例如,以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为代表的英国(苏格兰)思想家,他们作为现代市民社会的代言者,当然其理论主张是为现代资本主义工商社会和市场经济提供一套学理基础,但是,他们也并不是斩断历史,从头开始构建经济学理论,而是一并处理传统商业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关系问题,并试图找到一条调和主义的道路。我们看亚当·斯密的两部著名的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就是集中处理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论证了现代财富(国民财富)的发生机制及其性质,指出它们发展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由此揭示出现代财富生成与西方古典社会在本质上的不同;另外一个便是论述了现代财富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这个基于人性论的商业道德又与传统社会以及基督教的道德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的议题在同时代的休谟那里也得到非常深入的论述,休谟的《人性论》所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为现代社会提供一种德性基础,为市民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寻找一个人性论的道德根基。总的来说,西方社会在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西方商业伦理,塑造和维系了现代西方商业社会及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另外一方面,这个现代商业伦理也赓续着传统的内涵,并在继承传统中完成了一个古今之变的大转型,从旧有德性中开辟出新的规范。


经过一百余年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今天已经进入一个直面全球化经济的新时代,这就对当今中国商业社会的伦理构建提出更高的挑战,传统的商业伦理能否为中国商业社会之发展提供富有生命力的伦理支撑,这是现代儒家面临的时代命题。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看传统儒家视阈中的商业伦理是否曾经存在,传统儒学究竟是如何看待商业生活的,以及儒家传统商业伦理能否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并做何种改造有何种新开展,才能在现代工商社会建立自己的新的商业伦理,等等,这些问题的澄清与定位,有助于我们培育和挖掘传统儒学所能够承载的现代意义。


传统商业与儒家伦理之关系

 

在传统儒家思想的视野中,商业生活的存在和发展,商人的作用与地位,都是得到正面认可的,一般说来,儒家的节省义理与传统的商业伦理从一开始就并非不相容的的关系,甚至,所谓的商业伦理之伦理规范大多是来自儒家的,可以说正是儒家为传统商业提供了伦理的德性基础。当然,作为农耕社会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与古典社会的其他思想,诸如古希腊的哲学、基督教神学等一样,不可能把商业活动视为社会的中枢,把商人视为社会的肱骨,但即便是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古代社会,儒家还是非常肯定商业活动对于一个社会的必要性,重视商人的价值,甚至很多儒家提出过商人与社会其他阶层相互平等的思想。例如,余英时通过对王阳明“新四民论”的阐说,指出王阳明已经具有了相当开放的思想观念,他将四民异业之地位加以正名,肯定了士、农、工、商地位之平等,不复高下之分。“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农也。顾曰:四民异业而同道。”


“新四民论”从职业伦理的层面肯定了商业劳动的社会价值,揭示了儒家传统理论在近代商业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适时和促进作用,为商业在中国古代四业中之平等地位而正名,这无疑显示出儒家思想的开放性。就此来看,商业在传统社会中并没有被认为低人一等,商业活动也并非广遭人们的轻视,重农抑商的现象并不贯彻整个传统社会的所有时期,而且这一现象的存在也并不必然与儒学有着本质性的联系,相反,在传统政治社会中,那些号称以儒学立国的王朝,恰恰大多是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社会时期。在传统中国的思想谱系中,法家和墨家与农耕社会的相关性极为密切,对于商业多有贬抑,而儒家则呈现出多元的开放性,对于商业则多有抬举。例如,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发展出一个职业群体称之为儒商,其以儒学为其为商之道。余英时曾将中国儒商之中的“贾道”与新教伦理中“天职”概念做过类比性研究,指出中西商业及其商人并无差别,商贾之道要求其“存仁义”,这种商业伦理的价值诉求,不分中西,均是人类社会早期古代商业伦理的一种典型内涵。“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体现了其商人之业道,这也说明了为商与儒学之间并不冲突的价值诉求,相反,为商以儒为道还成为其更高位阶从商的道德要求,能以儒为道之商在古代社会反而是一种重要身份的象征。由此可见,并不抑商的儒学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促进商业进步之作用,儒家从本质上说并不排斥商业的发展,而且还为商业活动的规范提供了伦理基础,从而致使古典社会的商业活动构成社会的一个有机内容,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试图回答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问题,即资本主义文明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并就此揭示了新教伦理与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从个人大业到经济制度多个层面,论述了这一现代现象产生的环境要素,并进而指出新教伦理在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对欲望加以遏制的伦理作用。当然只是西方的情况,韦伯并没有肯定所有的宗教和伦理思想都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土壤,因而其在《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提出了中国儒家传统中强烈的“现世乐观主义”致使其虽然不缺少理性主义的指引,但却没有对形而上之追求,因而儒家思想耽于对现实社会的适应和顺,缺乏追求经济生活的内在动力,也没有理性化的经济训练,就此韦伯提出了中国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的论断。


应该说韦伯是用西方思想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他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断,并没有很好地解释清楚儒家传统与商业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应该指出,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处于儒家伦理的主导之下,儒家虽然不像基督教那样是一种强调超验之维的宗教,但儒家伦理在其长期的演变和发展中,毕竟为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和商业活动提供了足够的精神解释力。细翻中国经济社会史,我们不乏以儒学为长的古代之商人形象,徽商便是“贾而好儒”的代表,以“业儒入仕”为其终极关怀,以儒学之精神为其从商之道,其商道之中虽然没有基督新教那样的超验性动机,但依然具有某种超越世俗的价值诉求,余英时视为“内在的超越”,即体现为以商为业,将儒学精神转化为社会责任之动力。


“先义后利”(《荀子·荣辱》)是儒家商业精神的核心价值,儒学所要求的道德也须贯穿于整个商业行为过程之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道之为“义”,义本身又是在内涵上比“诚”更为高位阶的价值追求,要想实现商业社会的有效运转,“义”的要求是商业经济活动良心循环的根本。义中有诚,使其活动之中必然有作为商业发展根本的平等互利,义中有责,要求商业各主体之间要有负担起社会责任的义务。“先义后利”是儒家传统商业伦理推动商业文明的轴心,在此体现出了儒学在实现商业价值中所体现的和谐与共赢的博大情怀。


伦理道德必然有其历史的传承性,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精神之儒学,其构建的传统商业伦理之核心在现代商业社会的构建与发展中,无疑面临着古今之变的大转型,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则就有可能遭遇被淘汰的危机。当然,现代工商社会及其商业伦理也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对于传统伦理的革命之上,而是改良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应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所倡议的“以义制利,则利不变害”“以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之商业伦理观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市场经济下仍然有很强的契合性。以德为先,反对见利忘义是现代商业社会民主和文明之体现。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之前提下,目前畅行的价值观的多重维度常常造成以个体利益优先而忽视社会责任的不良商业现象,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无序状态,对传统儒家商业伦理的强调在某些方面是必要的,利益格局之变造成的道德失序,必然要求对伦理精神的重拾。为此,杜维明在有关中国近代儒家商业精神之研究中,抽离出了“儒商”的概念,其将一批企业界的公众知识分子定义为儒商,指出他们在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关心政治,热心公益,并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儒商是儒家伦理作为为商之道的重要载体,在杜眼中的儒家伦理有着比之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动力因的新教伦理来讲更为优越的特质,即其并不单纯强调个人权利意识的实现,而要求在商业活动顺利进行的过程中,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责任意识。


余、杜二人对儒家商业精神的解读,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意义,现代市场经济秩序之下的商业发展,儒商精神并没有缺席,我们看到它们在东亚的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应该指出,儒家传统伦理精神并非韦伯所言的“市场经济之桎梏”。儒家传统精神与商业本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不仅儒家对商者并不排斥,儒家传统精神还在很早之前就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商业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促使传统商业社会能保持较为和谐与稳定发展的态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传统儒家商业伦理的重大短板,不能固守传统儒家的伦理高地,毕竟儒家思想是传统的思想礼仪制度,其对商业的亲和性所守护的是传统的商业活动之伦理,而不是现代的工商本位的社会体制。西方近现代的思想理论在面对西方社会的古今之变时,已然生发出了新的商业伦理,适应了现代商业之变化,与古典社会不完全等同的现代商业伦理,其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之上,并在经贸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因而儒家传统面临现代的商业新发展,如果不能做出适时的推进,即便有着良好的精神内核,也无法抵御现代性的致命一击。

 

传统商业伦理面临的挑战

 

作为社群主义代表的麦金泰尔曾认为,在苏格兰思想中,存在着很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脉脉含情的伦理学说,而此思想中的美德却被休谟所引入的反动的英格兰精神所颠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伦理体系替代了传统的美德社会,使现代社会变成了人欲横流之地。麦金泰尔在《追寻美德》和《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等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休谟颠覆了苏格兰思想的基本传统。在麦金泰尔看来,哈奇逊是苏格兰思想的主要代表,他的道德哲学贯穿着一种亚里士多德与加尔文融合在一起的古典德性理论,并且符合苏格兰当时的语境,反映了苏格兰历史文化的风貌。而休谟却背离了这种历史语境,把自己出卖给了英格兰的异质社会,并且通过对英格兰市民社会的政治规则的认同从而转变了苏格兰的基本思想状态,特别是休谟提出的事实与价值的区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德性思想的传统。麦金泰尔的上述论述提出了一个现代伦理的古今之变,但他对于休谟的苛责,却是毫无道理的,他搞错了现代社会的现实形态之与传统社会的本质性区别。麦金泰尔无视古典社会必须面临一个现代性的转型问题,无论是基督教传统还是古希腊以来的传统社会,它们所形成的那套美德学说,即便是公民德性学说,都是基于奴隶制之下的德性学说。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之后,人首先是要从事生产、交换、消费等商业活动,人要自立,要有一个商业社会产生,美德社会是要建立在商业社会之上的。也就是说,人首先要从事生产,从事物质财富的创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才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有亲情关系,才有家庭伦理,才有我和你、我和他的关系,甚至人和上帝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一个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商业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能没有商业的存在,商业的存在也不是与美德完全对立的。


社群主义的思想基础在于维系一个现代经济社会之中的伦理共同体生活,由于经济生活中的原子化的个人,过于沉溺于自我个体性,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纽带也因此而变得越来越缺乏,所以,社群主义希望重新回到一个含情脉脉的伦理生活或者说群体性生活。然而这一群体性生活的回归必然要建立在一个以经济生活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商业社会基础之上。苏格兰思想中休谟、亚当·斯密最大的贡献就是开辟出一个人在进行财富创造、经济商贸等的逐利活动中,如何同时实现着正义价值的路径和方式,这里就关涉一个现代性的商业伦理的问题。当然,这也是麦金泰尔与休谟思想冲突之所在,这一商业伦理问题在苏格兰思想中也以不同的理论形式得以表现,例如曼德维尔就提出过“人人为私也可以成就公益”的观点。


与曼德维尔不同,关于现代的商业伦理问题,休谟和斯密竞相提出了一套有关现代社会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他们都强调正义的普遍价值,强调道德情操的调节机能,强调同情、仁爱和合作的基本精神,强调用一种德性原则来改造僵硬的市场理论和自私的利益原则,进而改造理性经济人的片面性,这样一种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理论建设是苏格兰思想家贡献给英国古典思想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这套伦理学恰恰是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生活完全接榫的,甚至是根源于经济社会之中的,这也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不可割裂、互为补充之原因。一方面,斯密《国富论》主要阐发了关于现代财富创造的机制与性质的经济学原理另一方面,《道德情操论》也就此建立起一个与商业社会运行相匹配的伦理学。休谟也是如此,在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那里,经济与道德不但不对立,反而恰恰是它们的联合,为市民生活树立起一种新的道德,即现代社会的商业伦理。


苏格兰思想家们所思考的问题也是儒家视阈中的中国思想界所要面临的问题,面对古今之变,儒学能否认清自己面临的困境,生发出新的应对现代性挑战的精神,实现其在商业社会中所应该具有的伦理担当,是现代儒学的时代命题之一。中国古代社会是士农工商,对商业活动本身并不排斥,儒家与商业社会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因而儒家思想中也蕴含着对商业活动有所助益的伦理精神。然而,传统儒家商业伦理与现代意义上的商业伦理亦不能完全等同,现代商业伦理是在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及市场化的过程中开展而来的商业伦理。


哈耶克言及社会秩序的自生自发机制有三个基本要素:自由、竞争与规则,自由人经由自生自发的合作而创造的成就,比之其心智所能充分理解的东西更伟大,而在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中,市场竞争和法治规则是这个秩序得以扩展的主要内容,而自由则是该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亚当·斯密六次易稿而成的《道德情操论》旨在为其追求的富国裕民的经济之运转寻找更为良性的运行模式,他提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地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其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其注定要危害社会的稳定。[8]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需要商业伦理的支撑才能得以确保经济活动的良性运行,而市场经济下的“利己”本性也并不必然与他人之幸福截然对立,利己主义可以被法律和道德所限制和克服,个人利益与社会繁荣休戚相关,个人幸福与生命的维持都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秩序和繁荣。[9]由此可见,利己、自爱、同情、公正、仁慈、良心、正义、规则等一系列理念,都是斯密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寻找到的基本伦理规范,在此之上的商业社会才能经得起古今之变的考验而延续至今。


虽然中西古今之商业伦理的发展路径和变化幅度有所不同,但从不同思想家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出,儒家传统的商业伦理与现代西方商业伦理在某些层面却有着高度的契合性。首先,儒家伦理同时强调“先义后利”,使其商业活动并不以取财为根本目的,在取财之中有道,道中有义。合乎道义的取财又不失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可谓是为商之道的更高追求,这种商业伦理精神的追求在商业社会中发挥着无形的、潜在的、持久的作用。其次,儒家伦理强调“仁爱至上”,使其要求商业活动“以人为本”,以尊重和善待他人为前提,以满足他人和社会为宗旨。同时,儒家商业伦理中也强调“尚中贵和”,即一切商业活动要注意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以求得共同生财之道。以和为贵的团体精神,使其在商业群体内部能保持相对和谐的处事环境,保证商业群体内部交易行为的和谐运行。当然与此相对的“和而不同”又能实现合作中的竞争,保证商业团体内部的创新性。最后,诚信也是儒家伦理之本,以信安身立命,以信立身处世。“信”也是市场交易之重要原则,诚信也是现代契约精神的体现,是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精神的融合。


上述有关商业价值理念的古今一致性以及中西商业伦理的契合性,致使儒家传统精神在现代社会经济秩序的运行中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相对于西方经济发展之商业伦理在经历了古今之变后的自主性而言,儒家传统的商业伦理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仅有古今中西维度的某些契合性,还无法构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商业伦理,现代商业伦理的根本是为现代工商社会提供正当性论据,其中如何促进一种基于财富创造的社会动力因,寻求培育一种现代经济社会的动力机制,而不仅只是满足于国民富足,不排斥商业活动,这才是西方现代商业伦理的核心内容,也是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等思想家们所成就的思想贡献,而这恰恰是中国儒家需要应对的现代商业伦理的现代性挑战。


 现代商业社会视阈下的儒家商业伦理

 

中国传统社会之士农工商,不分轩轾,但是到了现代生活,工商活动是一个社会主要的动力机制。在现代社会的财富创造、商品交换以及价值分配等一系列经济过程当中,如何使得现代的社会富有生机,这就需要儒家给予一种新的具有现代性的理论说明,这才是儒家的新开展。在儒家视阈下,对商业之本质的认识以及如何按照商业本质的定位形成一定的商业伦理,这是现代性的首要问题。


传统与现代商业伦理相结合的中心是要抓住商业之精髓,商业本质的追求也是商业伦理之内在规范。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商业本身的演进不仅仅是以新教伦理作为其动力因,也不仅仅是个人主义盛行的环境要素,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也还有一度曾推进其发展的奢靡之风,它们把资本主义塑造为受无限获取财富的欲望驱动而形成的体系。应该指出,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虽然现代的商业模式发展迅速,但商业模式背后的价值追求和本质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改变。一方面,那些牺牲社会道德为代价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也是现代商业伦理所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商业社会的产品创新也造就了低价文化的销售泛滥,进而腐蚀人们的心智。如何一方面抑制人们的贪婪心理,另一方面鼓励创新的机制,这是现代商业伦理的两难困境,为此就需要商业本质的坚守,品质文化和商业伦理的保障,是推动和维护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基石。守住现代商业正确的“义利”观,是现代文明的要求。对此,以“先义后利”为核心的传统儒家商业伦理就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而做出现代性的回应。


具体一点来说,即儒家要把古典的义利观转化为现代性的义利关系,为经济社会的“利”找出“义”的正当性,转化为一种财产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就是儒家义利观的古今之变。义是儒家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之基本典范,“先义后利”本身是承认了人们的求利之心的社会诉求,并对合理追求利益予以了某种合乎社会规范的肯定。事实上,“义利合一”也是一种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内统于一的价值取向,从而也体现了儒家伦理中的“以和为贵”的社会规范。现代商业伦理之精髓很大程度上亦是强调个人逐利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有机统一,古典义利观到现代义利关系的转变,需要的不仅是内在价值的一致性,而且要求现代社会在法治秩序上确立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与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为经济社会之“利”找到“义”的正当性制度安排,从而把传统的社会义务论转变为个人权利论,并在法治制度上建立个人与社会的规范性关系,实现个人与社会的权利与义务的价值统一。


这就是商业及其伦理之发展所必然要建立起来的一个法治社会框架。在一个现代国家的法治统辖之下,人们遵守法律并就此从事一般的生产与交换,由此通过民法来确立相应的商业伦理规则。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是现代商业伦理在法律规范中最为基本的表现形式之一,以规范形式赋予现代义利关系以合法性和正当化是民商法之价值追求。与此同时,现代商业社会与传统不同之处在于,其要求存续的社会环境是一种法治(rule of law)而不是法制(rule by law)。单纯的制度性规范仅在较低程度上为商业活动有序进行提供了底线保证,规范的有效实行则需要以法治来替代法制,从而使规范有效并得以实施。法治社会最核心的方面是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因之也就把商业伦理的高度上升为一个现代的宪政体制问题。没有法治与宪政的制度基础,现代的商业社会也就根本无法成立,所谓商业伦理也就无所凭依。个人的心性问题是一己之学,作为一个商人,其在法治社会下也极有可能做出违法乱纪之事,但法治健全可使其违法行为得到相应的制裁,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有效运行。但法治缺失,则意味着公共权力的恣意妄为,社会商业活动没有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创造财富的空间,即使商人的道德再高尚,也无法达成一个富有活力的商业经济社会。


法治社会的建设,对儒家来说是一个有关商业伦理的新命题,传统儒家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新的既能接榫传统又能开出法治的新型商业伦理的话,那就只能是一个传统之学,对于商业伦理具有某些思想资源的补充作用,成为不了现代社会的主流伦理。反观苏格兰思想,它们作为一种接续传统道德哲学的思想,其成功之处在于富有活力地把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的商业重新和法治进程联系在一起,最终变成了一套活的理论,为现代社会的财富生产提供了一种道德性与正义性的伦理证成,从而塑造了一种现代社会的文明理论。相比之下,现代儒家在商业伦理的新开展就非常薄弱,儒家如若想要变得富有活力,就必须真正面对商业社会中的财产权问题,面对国家公权力的权力制约问题,并给予基于儒家思想立场的回答。


现代中国的古今之变还远没有完成,中国的商业秩序转型还在继续,建立在传统公序良俗之上的商业模式并没有经过类似于苏格兰所经历的思想史意义上的伦理学再造。但要实现现代中国商业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接洽,必然要求中国思想在商业模式进步的同时保持商业伦理与之所具有的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这种一致并不是要求我们照搬西方的商业伦理。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商业是世界性的、全球化的,商业的普世性逻辑必然有其内在价值的统一性,因此,商业伦理本身也大可不必言必称中西之别,我认为现代的中国儒家应该好好借此商业伦理一致性中的契机,激发出适合现代商业社会价值取向的新的儒学伦理。西方社会经历了古今之变,其造就了有利于现代商业发展的新的伦理,并以通过法律规制的形式在规则意义上给予了商业伦理进一步适用和发展的空间。但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实现古典义利观到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转变,对现代商业社会的影响也是不充分的和不规范的。古典义利观的运用应当是现代儒家伦理开展的新起点,现代中国新的商业伦理并不排除和否定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恰恰是将其吸纳和继承,并予以本质性的现代超越。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局”大都有内生和外发两种因素,面对全球化的新时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都对儒家伦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为传统注入“活力”,让思想复苏,这就需要儒家直面现代商业社会所提出的规范性和制度性要求,将传统道德与法治社会相接榫,实现儒家伦理在法治社会的转型,为通过宪制约束公权力和通过法律规制商业社会,提供理论和思想上的助力,这样才能从传统商业生发出适应现代商业发展模式的新的伦理价值,并回应法治社会对商业本身所期待的自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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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1688年的革命,中外史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这场由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推翻詹姆斯二世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政变,因其没有流血牺牲和非暴力形式,而被称之为“光荣革命”,并开创了现代立宪政制的先河,遂成为古今之变的一个典范。本文不准备从政治与历史的角度探讨这场革命变革,而是试图从宪法学的视角,挖掘这场革命之所以成为“光荣革命”的宪法精神,聚焦其“允执厥中”的妥协原则,从而深化我们对于宪法学之历史向度和政治层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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