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丨郭相宏: 警察摔倒了谁?一一兼谈警权的边界及其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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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时评丨郭相宏: 警察摔倒了谁?一一兼谈警权的边界及其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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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相宏,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作者赐稿   2017年9月7日


近几天,上海交警抱摔妇女儿童事件频频刷屏,冲击着人们的心理底线。


幸亏有视频作证,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幸亏还有诸多围观的吃瓜群众,不怕警察“谁拍就抓派出所”的恐吓,终将视频上传网络。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社会监督形式,是对全民的一次普法教育。看过视频的人都会逐渐受认识到:警察执法,不能任性。


不管对此案的争议有多大,这都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是一种良性的法治进行状态。不允许讨论,一边倒的舆论引导,无来由的删帖封号,才是应该警惕的。上海警方对此案迅速作出处理:涉案警察行政记大过处分,抱孩女士警告处分。这个案件的处理很及时,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避免了将法律问题转化成政治问题,基本是在法制(不是法治)的轨道内处理,应该肯定。


不过,本人还想从警察执法的目的合法性和手段合理性方面,做一些粗浅的分析。


第一,警察执法的合法性目的。


警察执法须有法律依据,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须文明执法,这已经是现代社会的常识。就本案而言,交警的执法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其执法的目的是维护交通秩序,保障道路畅通。该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以指出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 “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这条规定,是交警执法的“法制”依据。照此规定,可以概括成交警执法中,应当先告知(指明违法、口头警告、令其驶离)、后处罚。这不仅仅是一个执法的先后顺序,也是一项程序性的要求,是规范执法的内在要求。

然而,涉事交警是否遵循了法律规定的“先告知、后处罚”了吗?

事件起因是交警整治交通秩序,给抱孩女士的汽车贴了罚单,引发该女士的不满。也有人说该女士不是孩子的母亲,而是奶奶或姥姥,这基本不影响本案的分析。不管是该女士是孩子的什么人,当时警察贴单子的时候,该女士就在汽车跟前。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于车辆违停,执法人员首先是“指出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也就是说,如果临时停车且车内或车旁有人,警察应当“先告知”,以说服教育为主,可以口头警告。车主及时开车驶离违停地点即可,警察不必硬性处罚,非贴罚单不可。在“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依照法律规定,执法人员才可以“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涉事交警遵循这一“先告知、后处罚”的执法程序。


一种比较合理的可能性就是,该女士不是司机——如果是司机,她就会及时将车开走以避免处罚。估计是司机临时停车去办事,很快就会回来,因此该女士抱着孩子在汽车附近等候。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警察贴罚单时,该女士情绪激动,与之争辩乃至推搡。


如果此种合理假设存在,那么,车主违停的时间不长,后果不重,警察就不必一定要贴罚单;而警察坚持贴罚单,激发了该女士的不平心理。正常情况下,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只停了几分钟就被罚款了,不公平啊!


如果这种假设不存在,而像有的人说的那样,该女士是泼妇刁民,以孩子为挡箭牌阻碍执法,先将该女士从道德上矮化乃至抹黑。即便如此,抱孩女士推搡交警的行为是否构成“暴力”阻碍执法、是否属于抱着孩子干坏事?也值得商榷。


从视频看,该女士五十多岁还抱着孩子。一个五十多岁且抱着孩子的妇女,对警察的推搡行为是否构成“暴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象或试验一下,该女士有多大的力气,该行为有多大的违法性,这样的推搡是怎样的一种“暴力”?上海警方将该女士行为描述成“暴力”,将女士被摔倒和孩子从女士怀中跌落摔在地上描述成“倒地”,明显是加重该女士行为的违法性而刻意减轻警察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对该女士明显不公平,描述极不客观,定性显然是错误的。尽管上海警方的描述与该警察的行为并无直接关系,但不难从中看出共同的心态:尽量为自己开脱,将责任推给对方。这种主观心态,已经偏离甚至违背了警察执法的合法性目的。


为什么该女士对交警贴罚单反应如此激烈?除了当时交警执意要罚款的坚定意志之外,更有民众长期以来对交警“罚款任务”的反感。据传,云南某交警大队50天罚款970万元。不管此消息是否属实,交警罚款有任务、完成任务有奖励,罚款可以让执法者获利,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潜规则。以执法之名,行渔利之实,才是民众对交警罚款反感的深层次原因。交警执法的重心不是整治交通秩序,而是意在罚款获利,大概不是个例。本案中涉事交警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该女士反应激烈,在警察执法态度强硬、未依法定程序办案和该女士个人原因之外,对交警罚款的这种质疑心理,也是不可排除的因素。


如此说来,交警执法的手段和目的,都存在着合法性的拷问。


当然,以上所说,都可以用一种强硬但难以服众的话来压下去:交警执法,有法可依,该女士违停在先,警察罚款于法有据;该女士阻碍执法应受处罚,警察执法权威不容置疑。


这是一个“法制”的解释,但远不是一个“法治”的解释。


第二,警察执法的手段应遵循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许多国家行政法上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学界通说认为,比例原则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简单而言,行政执法应当采用适当的手段,如非必要,不得采取侵害相对人的措施。如果要采取侵害相对人人身安全、人身自由等措施,则属于迫不得已,已经穷尽一切可能,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办法。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毫无疑问,交警执法也应遵守比例原则。那么,在本案中,涉事警察在贴了罚单之后,面对抱孩女士的推搡,是不是必须且只能采取将女士摔倒的措施?是不是除了抱摔之外再无其他办法?如果不是,交警摔倒女士的行为,就违反了比例原则。


该警察摔倒女士的行为会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女士摔倒;二是女士摔倒后,怀中婴幼儿也会随之跌落、摔倒在地。毋庸置疑,该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实施的抱摔行为,已经违反比例原则,不符合该原则的基本要求。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对孩子的侵害行为。


再愚蠢的人也知道,抱摔抱孩女士会导致女士摔倒的后果,而此后果必然会导致女士怀中孩子的摔落在地。这都是最简单的生活常识可以认知的,无需法律的推理和论证,否则也不会引起舆情汹汹。该警察在摔倒女士的时候,对于孩子摔倒在地乃至产生其他危害性后果,在主观上持放任的心理态度。该警察的目的是摔倒女士,这正是其希望发生的后果;对于孩子是否摔倒或造成伤害,并不违反其本意,警察是一种放任的心理态度。依据刑法理论,这种放任构成间接故意。交警对孩子跌落摔倒的危害后果在主观上是间接故意,足见该行为主观恶性之深。正是这种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使得该警察并未顾及摔倒的孩子,而是径自去控制倒地女士,并且口出戾言。所幸命大福大的孩子被路人及时抱起,亦未受伤;高大威猛的警察也就侥幸躲过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


一个以执法者面目出现的警察,其行为却构成对无辜孩子的故意伤害,于情于理于法,都让人难以释怀。不得伤及无辜,不仅是一条古老的道德信条,也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上,对于婴幼儿的特殊保护,都是各国通例。没有一种法律可以容忍对婴幼儿的侵犯,何况是经常以执法的名义故意侵害无辜的婴幼儿。从其性质上讲,伤害婴幼儿的行为已经构成触犯刑律;所幸孩子安然无恙,并未造成严重后果,警察侥幸躲过一劫。如此执法,如何能够保护人权、尊重生命?何谈对法律的敬畏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警察摔倒的,不仅仅是一名女子和她怀里的孩子。同时,还摔倒了警察执法的形象,摔碎了脆弱的警民关系,摔痛了大众对法治政府的信心,摔伤了国家近年来建设法治政府的诸多努力。此案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主要是源于普罗大众对公权力滥用的警惕,对文明执法的期盼,对法治国家的梦想。


法治不同于法制,有法制而未成法治,正是转型期中国的现实写照。法治的真实含义是八个字:限制政府、保障民权。这一案例再次警示我们:对私权利侵犯最严重者,正是公权力。因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乃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从人治向法治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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